作者：李龙泉

我们常说“一家人”，但在《民法典》的定义里，“一家人”有严格的边界。很多农村依旧存在兄弟成家不分家、叔侄共居劳作的生活形态，可法律上，哪怕同吃同住几十年，侄甥也不算近亲属。财产可以分割，人身权利却得不到身份法的认可，这背后是现代民法与传统民间习俗的深刻张力。

   《民法典》第1045条对近亲属采用封闭列举模式：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为近亲属。

 侄、甥属于亲属，但无论是否长期共同生活、是否兄弟未分家同吃同住，都不属于法定近亲属，也不能直接认定为“家庭成员”。

  这一条制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：民间习俗中，不分家的叔侄、伯侄共同劳作、财产混同，视作实打实的一家人；但在民法身份体系当中，财产可以按家庭共有去分割，人身身份权利却不予认可。

 一、身份与财产：两套规则相互割裂

 1. 身份权利，严格卡死法定清单

   即便侄甥和长辈几十年共同生活，实际承担照料赡养义务，也无法自动获得近亲属对应的法定权利：没有紧急医疗签字权，不能申请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，无权主张死亡赔偿金，也不能申请人身保护令。

   想要介入长辈的人身事务，只能绕路走意定监护、居委会指定监护等迂回途径。

   情理上是一家人，法律身份上却不承认。

 2. 财产层面，保留传统的出口

   物权编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“同居共财”的现实。

兄弟未分家，侄甥参与建房、共同劳动积累财富，司法实践可以认定家庭共同共有，支持分割对应出资与劳动贡献的财产。

   简单概括：钱可以分，但身份不认；财产归财产，身份归身份，二者脱钩。

   这里还有一处耐人寻味的制度反差：继承编第1128条增设侄甥代位继承，允许侄甥在特定条件下继承叔伯姑舅姨的遗产。

可以继承财产，但依然不是近亲属。

立法在财产上对民间习俗做出有限妥协，但坚决不放开身份权的口子。

 二、制度底色：个人本位取代宗族本位

   这套规则并非《民法典》凭空创造，是清末修律以来百年法律转型的延续。

   传统中华法系，以家户、宗族作为社会基本单元，依靠丧服制度划定亲属范围，同居共财是社会常态，人身关系与财产权利深度绑定。

近代法律改革，抛弃宗法宗族体系，确立自然人个体作为法律主体，亲属关系收缩到核心小家庭。

   现代民法的底层逻辑：近亲属不是单纯看血缘远近，也不看是否共同生活，它是一整套法定权利的入口。

监护、医疗决策、侵权赔偿、诉讼程序权利，全部依附于近亲属身份。一旦放宽范围，司法边界会变得模糊，极易出现规则滥用。

   立法做出取舍：宁愿牺牲部分大家庭场景的适配性，也要守住权利边界的清晰稳定。

 三、大家庭：早已不是社会主流，但并未彻底消失

   七普数据显示，全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仅2.62人，社会主流是夫妻、父母子女构成的核心小家庭。

全国三代及以上共居家庭占比13.8%，其中绝大多数是直系三代（父母‑子女‑孙辈），并不是我们讨论的兄弟成家后不分家、叔侄共居共财的旁系扩展大家庭。 

现实分布

 - 城市商品房的物理空间、产权登记模式，几乎不存在旁系亲属同居共财的大家庭；

- 这类模式主要残存于部分农村地区，属于局部少数现象。

   但重点在于：虽然户数占比不高，但相关纠纷大量进入司法。

农村分家析产案件里，大量案件是早年兄弟、叔侄未分家，共同建房经营，后续反目分割财产。

   法律的矛盾不在于全社会普遍都是大家族，而是：法律体系以核心小家庭为模板，可现实中仍有一部分群体延续传统大家庭的生活逻辑，两套逻辑发生碰撞。哪怕是少数群体，法律也无法完全无视。

   补充区分：直系三代同堂≠传统扩展大家庭。父母、子女、孙辈同住，完全落在1045条的规则框架之内；真正产生制度撕裂的，是兄弟、叔侄这类旁系血亲不分家共居。

 四、古代治理的历史参照，不等于当代立法动机

 历史上，古代王朝对地方强宗大族始终抱有治理层面的警惕。

累世同居的宗族，拥有族产、族规，甚至私力武装，容易形成半独立于官府的共同体。王朝一方面表彰“义门”作为道德样板，另一方面制度上鼓励析产分家，希望国家直接对接个体，减少宗族作为中间力量。

   但必须划清界限：这是古代的治理逻辑，并不是《民法典》的立法动因。

民法典编纂的公开立法理由，全部聚焦于权利边界、社会现实适配，并没有“拆解宗族、防范民间势力聚集”的立法目的。

   只是客观效果上：现代民事制度不再给大家族提供完整的身份法外壳。大家庭可以事实上存在，但法律不再赋予它一套完整的身份权利体系。

 五、同一种立法逻辑：第1054条重婚财产困境

 这套以夫妻核心家庭作为基石的立法思路，同样体现在重婚无效婚姻的财产规则上。

   《民法典》1054条规定，重婚导致婚姻无效，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。

善意无过错的重婚相对方，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，但赔偿责任只能向过错方个人主张。

如果过错方没有婚前个人财产，全部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原配又坚决不同意离婚，即便法院作出胜诉判决，赔偿债权也极易沦为“法律白条”。

   实体上承认受害，却受限于夫妻共同共有制度，难以执行落地。

   两个法条共享同一套价值取舍：优先保护合法核心家庭的财产与人身秩序，在极端边缘个案中，会承受权利纸面存在、现实难以兑现的制度代价。

 六、反思：习俗与法律的永恒张力

   法律没有禁止民间大家庭同居共财，也通过物权共有规则保护共同劳动积累的财产。

但它不再认同传统朴素逻辑：“在一起过日子，就是一家人”。

   现实中依旧有部分农村家庭延续传统大家庭的生活模式，就会持续遭遇制度撕裂：情理上是一家人，法律身份上不认可；财产利益可以救济，人身权利缺少法定通道。

 学界一直有讨论：是否增设“准家庭成员”制度，针对长期共同生活、存在实际扶养的旁系亲属，授予有限的人身权利，既兼顾民间现实，又不放开完整的近亲属一揽子权利。但目前立法尚未采纳。

民法典并不是简单照搬西方制度，是百年社会变迁沉淀的产物。

法律需要优先适配社会的主流形态，可社会现实永远存在例外。当一部分人仍然延续传统大家庭的生活逻辑，立足于核心小家庭的法律体系，就必然留下难以完全弥合的缝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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